王小妮,1955年生於吉林省長春市,著名詩人。除詩歌外,還創作小說、散文、隨筆等。曾獲美國隨身碟安高詩歌獎,《小說選刊》小說獎,《星星詩刊》、《詩選刊》、《詩歌月刊》聯合頒發的“中國2002年度詩歌獎”等。現為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教授。《1966年》為其最新短篇小說集,以冷靜、節制的筆觸,書寫特殊年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966化療飲食有哪些年,王小妮11歲,這是一個孩子慢慢開始對世界形成認知的年齡,而她外部的中國正步入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中。王小妮說那一年她“看見很多,聽見很多”,1998年到1999年她為這一年寫下11個短篇小說,今年這些小說首次結集出版,名字就叫《1966年》。
  王小妮筆下的1966年沒有殘酷和控訴,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比如《兩個姑娘進城看電影》,兩個鄉下姑娘為進城看場電影做了精心準備,到了城裡卻發現因為鬧革命,影院早已用做他用;再比如《火車頭》,一個孤獨的男孩,他的父母被帶走,哥哥去北京串聯,他整天在火車鐵軌上閑逛,受凍挨餓,在一個雪夜他突發奇想在家裡的牆上畫下了一個巨大的火車萬利多製冰機頭,但卻不知道正是在這個雪夜,他的爸爸去世了。
  但就是在這樣西服平靜的筆調下,你不經意間就能感某種刺痛,感到那一年給人們帶來的壓力、孤獨和困惑、驚恐,感到每個人命運中都潛藏著的讓人無奈的戲劇性。於是,我們看到一個別樣的1966年,既陌生又熟悉。
  在《1966年》的前言中,王景觀設計小妮寫道:“希望這11個故事能留記那一年人世間的最末梢,並依此握有穿越時光的力量。”
  談《1966年》 沒有想過介入,只是呈現
  新京報:能先談談你的1966年嗎?
  王小妮:1966年,忽然不上學了。臨街的樓房被大紙覆蓋,風吹紙響。寫滿字的帶紅叉和一串驚嘆號越來越大的大字報從三層樓直垂下來,很多人圍看,還邊看邊記,從來沒見過的熱鬧。街頭解放牌卡車派“號外”,撒傳單,有滿是字的,有漫畫,醜化了的劉少奇有大紅頭的鼻子,還佈滿黑點,沒少照著臨摹。見到過從一間陰暗屋子裡拉出一個平躺著的人,最先出來一雙瘦的赤腳,周圍人都在小聲說自殺。聽說有人從報社樓上往斯大林大街上跳(現在改成人民大街),沒死,腦袋縮進了胸腔。剛開始記日記,被父親搜到,被再三叮囑:不能記日記,改掉拿著筆隨手亂記亂畫的毛病,特別是不能在有大幅照片的報紙背後寫字,時隔27年,直到1993年才開始記日記。
  上面只是臨時想到的,更多細節都在淡忘中。
  新京報:《1966年》中的11個小說描述的都是動蕩一年中非常日常的生活,這是你希望自己的小說介入歷史、介入現實的一種方式嗎?
  王小妮:無論歷史或現實,日常才是基礎,包括我的文字和平時的閱讀,都更喜歡沉實平淡的。從沒想過介入,只是呈現,我們無力介入。
  新京報:你以前接受採訪曾說自己的作品中描述針刺的常有,涉及真正刀傷的好像幾乎沒有,《1966》的寫作也是如此,為什麼你的寫作選擇避免刀傷,避免這種衝突?
  王小妮:沒有有意避免,我的關註和興趣就在那兒。對於非黑即白和直截了當,有天然的抵觸和抗拒。
  新京報:你也說過寫作中註定有些東西是要沉下去的,《1966年》你選擇沉下去的是什麼?
  王小妮:顯現在最錶面的,又容易又不費力氣能接觸到的自然是歷史課本,我剛看到一個版本的中學課本,1966到1976的十年,不到十行字,涉及那個年代的圖書非常少,少到不合乎一般常識了。
  而真正能充實和支持史實的恰恰是那些瑣細的部分,包括心理的部分,它不容易被抽離被總結概括,更快更輕易被忽略掉,像細沙註滿了縫隙,這才是最可能還原出血肉的部分。雖然歷史不可能完全還原,相對歷史書,細微的真實更可靠。
  而真正能充實和支持史實的恰恰是那些瑣細的部分,包括心理的部分,它不容易被抽離被總結概括,更快更輕易被忽略掉,像細沙註滿了縫隙,這才是最可能還原出血肉的部分。
  談創作 小說更需要理性,詩更隨性
  新京報:你說不喜歡在小說中追求故事,能談談你理想的小說寫作的樣態嗎?你希望小說體現的是什麼?
  王小妮:講故事只是一部分敘事的終點,不是所有人都追求這個。你說到體現,我喜歡的小說里,可能比“說故事”更可怕的是要“體現”。
  有各種各樣的敘事,我想把讀者直接帶進來,試試可觸碰、可感知、可跟進的滋味動作和態勢,更願意在沒有什麼事情發生的地方找到事兒,每個人的興趣點不同吧。
  當然,這也涉及比寫作還要大或者廣闊的判斷,我們本身身處在一串偶然中,本沒有必然,也就沒有固定的故事和所謂的故事的必然走向和結局,永遠無力、永遠攢勁、永遠懵懂,本身就是這樣,幻想握有控制力是因為沒可能獲得它。
  新京報:寫作小說與寫作詩歌,對你來說有什麼不同?
  王小妮:兩個完全不同的文體,語言不同,構建方式和節奏不同,小說會舒緩鬆弛些。平時,它們在腦子裡都只是一閃而過的碎片,有些記下來,有些忘掉。但小說更需要理性,要清楚它的構造,詩更隨性,詩更沒有預知的走向。
  新京報:有沒有哪些小說對你產生過影響?
  王小妮: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似乎沒有吧。好些年不翻小說,上世紀80年代初,大量的翻譯作品涌進來,那時候讀得多一些。漸漸對翻譯有了懷疑,漸漸讀得少。
  談歷史與現實 對於歷史或現實,角度儘量多元
  新京報:你在《上課記》里曾寫,“從來沒有對我以外的世界投入過熱忱和主動,自願又快樂地參與到對現實的‘建設’中”,但我感覺你關註社會,也不反對寫作介入歷史與現實,這兩者該如何平衡?
  王小妮:我一直是旁觀和被動的,看看身邊的人,有多少是熱忱和主動地投身給它,誰能持續地拿性命去投入其中?我們多需要好好看藍天上跑得飛快的雲彩,看看剛要開的花。
  我只是做了一個還有知覺的人所能做的。那些東西挑釁一樣在找你,用它的刺扎你,你能把你經歷過的忘得一干二凈?能對電腦一角忽然閃跳出來的“突發事件”框全沒知覺?除非你有意逃避,裝聾作啞。
  曾經我發一條微博說寫寫1966,有人轉發問:為什麼是1966,六六大順嗎?這種天真的詢問讓我愣了一下,後來問了,是個初一學生,初一的歷史還沒講到這一節,家裡的大人考慮到負面事物對孩子的影響,始終沒講過1966,所以,1966這串數字對於一個少年就剩了六六大順。好在,當天下午,這學生就問了家人,一下子知道了那一年裡的很多事,因為長輩們沒忘記,只是沒有對少年說。
  新京報:《上課記2》中你曾發問“孩子不應該由長輩溫和地牽引著去認識這個世界嗎?”你覺得我們應該如何在保持寬容的同時看待那段歷史,或者正在發生的不公平的現實,究竟應該如何區分善與惡?
  王小妮:歷史和現實中的任何具體事件都有它自己的個性,我關心的常常是這個性本身,它可能潛在的那些心理的,可能被一掠而過的感受。從這個角度說,它常常是簡單的善或惡不可能涵蓋的。善或惡都不可能單獨孤立的存在,我對它們的複雜性有興趣,也希望我們的年輕人對事物的判斷不是簡單到非善即惡。
  對於歷史或現實,我的角度主要不是怎樣寬容,而是儘量多元,也試圖把這樣的角度介紹給學生們。
  採寫/新京報記者 江楠  (原標題:王小妮:相對歷史書,細微的真實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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